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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述規范辦理減刑、假釋的幾個問題

    ——基于財產刑執行的視角

      發布時間:2013-11-04 17:09:55


      

      

        摘要:減刑、假釋作為重要的刑罰變更制度,有利于激勵罪犯改造、維護監管秩序、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為準確理解和把握《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基本精神,更加規范辦理涉財產刑減刑、假釋案件,新疆高級法院伊犁州分院審判監督庭結合辦理涉財產刑的減刑、假釋案件的審判實際,通過對此類案件執行情況的調查分析,為規范財產刑執行提出有意義的建議,以期推動將財產刑的執行作為罪犯減刑假釋的必要條件。

        關鍵詞:財產刑執行 認罪悔罪 執行聯動機制

        為依法正確審理減刑、假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2日發布《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自2012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兑幎ā返诙䲢l第三款規定:“罪犯積極執行財產刑和履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的,可視為有認罪悔罪的表現,在減刑假釋時可以從寬掌握!薄皽p刑、假釋作為重要的刑罰變更制度因有利于激勵罪犯改造、維護監管秩序、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而備受各方關注!盵1]這種將具有履行能力的罪犯是否積極履行財產作為其認罪服法的一個具體表現來考慮,以此來激勵罪犯繳納罰金和履行民事賠償義務。筆者更盼望進一步出臺司法解釋,將積極執行財產刑和履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的行為規定為“應當視為有‘認罪悔罪’的表現”。

        一、在減刑、假釋中考慮原判財產刑執行情況的依據

        罰金、沒收財產是《刑法》明文規定的附加刑刑種,附帶民事賠償是生效判決確定被告人依法應當承擔的給付義務。在司法實踐中,沒收財產一般在訴訟過程中即已執行完畢,但罰金刑的執行實現需要生效判決確定為基礎。司法機關在刑罰執行中對原判財產刑不予考慮或執行不到位,導致罪犯對原判財產刑及附帶民事賠償的漠視。有些罪犯即使有執行能力亦不履行,致原生效判決的確定性內容無法實現,使國家對應予追繳的款項無法追繳,使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護,從而嚴重影響了生效法律文書的嚴肅性。例如云南省玉溪市中級法院院長馬幼寧說:“財產刑的執行作為罪犯減刑、假釋的條件,體現了刑罰執行的嚴肅性和完整性,打消了罪犯財產刑執行不執行都一樣可以減刑、假釋的錯誤認識。對防止罪犯在經濟上‘占便宜’發揮了經濟制裁和法律制裁的雙重作用,更有利于罪犯的改造和管理!盵2]由此看來,有必要在刑罰執行環節強化財產刑(包括刑事生效判決確定的民事賠償)作為法定的給付義務的性質,這是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

        首先,考慮財產刑執行情況是執行生效刑事裁判的重要內容之一。生效裁判確定的主刑需要在刑罰執行過程中實現,同樣,對于財產刑,亦需要罪犯依法執行?梢哉f只執行主刑而不執行財產刑,就是未全面執行原生效裁判,沒有充分履行法定義務。減刑、假釋作為刑罰執行中對原判刑罰的變更措施,在適用中應當包括原判財產刑的執行情況。這不僅能督促罪犯執行財產刑,還能同漠視財產刑正確執行、忽視和破壞裁判權威的各種錯誤行為作斗爭,可使減刑、假釋成為保障刑事裁判執行力的一個有力措施。

        其次,考慮財產刑的執行情況,符合經濟刑的立法目的。我國現行《刑法》分則規定可以適用罰金刑的條文達150多個,且主要集中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之中。這體現了立法者要運用財產刑處罰貪財圖利或有關涉財性犯罪的初衷,通過對他們適用財產刑,剝奪其犯罪所得和繼續犯罪的物質基礎,使其深感得不償失,從而起到特殊預防之功效。然而,實踐中對財產刑的執行不力給了服刑人員以可乘之機,使其在經濟上占到便宜,沒有受到應受的懲罰,這就背離了經濟刑罰的立法目的。將服刑人員財產刑執行情況與減刑假釋掛鉤,加強對財產刑執行情況的審查處理,可發揮財產刑對經濟犯罪的打擊、威懾功能,促使罪犯自覺履行財產刑的同時,也能夠促進經濟刑罰立法目的的實現。

        再次,考慮“確有悔改”是衡量減刑、假釋法律標準的重要措施。在本《規定》中關于罪犯在刑罰執行期間確有悔改表現或者立功表現,是我國法律明確規定的減刑、假釋案件中最核心的要件。而“確有悔改表現”所要求同時具備的四個方面條件中,認罪服法是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認罪服法要求罪犯真誠悔罪,接受并服從法律對其的制裁。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姜興長在《在全國法院減刑假釋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到:“認罪是一種思想狀態,要求罪犯要從思想上真正認識自己所犯罪行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懲罰性,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服法是一種行動狀態,要求罪犯必須服從法律制裁,從行動上積極主動地執行法院生效裁判所確定的內容,這其中并不只是執行自由刑,同樣也包括財產刑的執行!盵3]只有確實做到了思想和行動上的完全統一,真誠悔罪并接受自由刑、執行財產刑,才可能認定該罪犯具備認罪服法的條件,進而認定其符合減刑或假釋的條件。

        二、在辦理減刑、假釋案件中罪犯財產刑執行的情況

        刑事案件財產刑執行難一直以來是法院生效裁判執行難的重要表現之一,其中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陀^方面,主要是多數罪犯不具備履行能力,其應繳納的罰金和履行沒收財產刑無從兌現。[4]主觀方面,絕大部分具備履行能力的罪犯認為自己已被判刑,投入了勞動改造,是否盡賠償義務已對自己的減刑、假釋沒有任何影響,再去履行已沒有實際意義,所以不愿賠償損失、繳納罰金或履行沒收財產刑,其親屬亦不愿履行。這兩種情形造成不少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和罰金刑、沒收財產刑案件難以執行,使法律權威受到影響。

        從本庭辦理的減刑、假釋案件的情形來看,罪犯若不在判決前預付罰金或被查扣財產,判決生效后財產刑幾乎成為空判。罪犯既不會主動履行,原審法院對財產刑的強制執行也極為乏力!霸跍p刑假釋案件工作中,刑罰執行機關以及法院對服刑人員主刑改造表現比較注重,而忽視對財產刑履行情況的考察,這使得部分服刑人員在沒有履行財產刑的情況下仍被減刑或者假釋,嚴重弱化了財產刑的效果,使國家法律對財產刑的制度形同虛設,在客觀上損害了法院裁判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也使刑罰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功能無法實現!盵5]

        隨著近年來減刑、假釋案件數量不斷遞增,本庭在審理此類案件時通常采用書面與聽證兩種審理方式相結合的方法。裁量上基本尊重刑罰執行機關基于一線監管而對罪犯改造表現的認定,而對于罪犯履行財產刑的情況未予審查,對于執行機關所呈報的減刑幅度一般未予扣減。今年第二季度新源監獄呈報的第二批238件中的87件漢文減刑、假釋案件,涉及財產刑的就有57件,占65.52%,涉及案款共計620000元,平均每件減刑假釋案件涉及的罰金數額為7000元。結合本庭往年受理減刑假釋案件數量(每年1000件左右),不難看出減刑假釋案件涉及的罰金數額每年高達數百萬元。但由于財產刑的執行在司法實踐中執行主體不明、執行尺度不一、執行力量分散、執行程序混亂的現狀,致使關于財產刑的生效判決難以進入強制執行程序,最終成為民間俗稱的法律“白條”。[6]

        三、對于辦理涉財產刑減刑、假釋案件的意見

        基于上述背景,應將罪犯財產刑執行情況納入減刑、假釋案件的審理范圍,將罪犯財產刑履行情況作為認定罪犯是否認罪服法的重要依據之一。在對罪犯的減刑、假釋的考察上,以罪犯在服刑期間的表現為基礎,結合罪犯的犯罪性質、情節、社會危害程度、罪犯執行主刑和附加刑、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等情況綜合考慮。筆者建議具體考察方式應涉及:

        1.原犯罪涉案金額及贓款追繳情況。在辦理有財產刑罪犯減刑、假釋的案件中,要通過審查原審裁判文書,查清罪犯在原犯罪中是否獲利,獲利多少,贓款是否追繳。

        2.相關單位對罪犯家庭經濟情況的證明。一般而言,對于罪犯原居。☉艏┑卮澹ň樱┪瘯蚪值擂k事處、縣鄉(鎮)民政部門、派出所以及罪犯原工作單位等出具的證明,在審查中應充分考慮。但在實踐中,多次發現某些罪犯家屬為逃避財產刑的執行,托關系找“后門兒”,讓這些單位出具虛假證明的情況。因此,為保證材料的真實性,今后要讓這些單位對其出具的證明的真實性負責,引導其做好基礎性工作,對于經查實出具虛假證明材料的部門,應建立起責任追究機制。對于提供虛假材料的罪犯,可以推定其具備執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3.罪犯對贓款贓物去向的說明。對于尚未被追繳、返還或沒收的贓款贓物的去向,必須要求罪犯予以說明。但在實踐中,如果有罪犯刻意隱瞞或虛構了贓款贓物的去向,企圖在經濟上占到便宜,逃避處罰,可以推定其具備執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4.偵查階段對罪犯個人財產的掌握情況。涉財產刑犯罪的案件,偵查機關一般會對罪犯個人經濟情況、家庭財產、贓款贓物下落進行說明。這些可以作為法院審查認定罪犯是否具備執行能力的一個重要依據。但目前實踐中,偵查機關往往對這一方面的工作不夠重視,有些案件甚至在呈報的罪犯檔案或減刑、假釋材料中也未附相關材料。因此,在今后工作中,偵查機關應當在偵查階段將犯罪嫌疑人個人財產的調查納入偵查范圍。

        5.獄內存款情況證明。罪犯在其財產刑未執行完畢前,對國家或其他受害人都負有繳納或支付財產的義務,其個人財產在滿足其正常生存需要外,都必須用于執行財產刑的判決。如果罪犯在獄內消費水平明顯超出了其他同監犯人的平均消費水平,則說明了該罪犯具備一定的財產刑執行能力。實踐中,各監獄出現了有財產刑的罪犯使用其他無財產刑罪犯的帳戶或卡號,以隱匿其獄內存款的情況。對此,應通過建立獄內防范機制加以預防,對于查明以他人名義隱匿存款的,應該推定其具備財產刑履行能力。

        6.獄內消費支出情況證明。目前,各監獄要求罪犯在服刑期間生活消費都要劃卡支付,禁止犯人用現金消費。如果禁止了前一點所述的使用其他犯人帳號或卡號的行為,那么,獄內消費支出反映的罪犯消費能力就比較客觀。司法實踐中,可以將其作為認定罪犯執行能力的重要依據。

        7.同監犯人的證實情況。罪犯同監區的犯人間相互熟悉,因此,其證實情況也可以作為審查罪犯是否具備財產刑執行能力的重要線索。為此,要由監獄通過設立舉報箱等方式,拓展接受犯人舉報、監督的渠道,收集同監犯人的反映意見。

        8.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提供罪犯財產線索的證明。對于負有民事賠償義務的被告人,在提請減刑、假釋時,還應當注意動員原審被害人及其家屬提供罪犯個人及家庭財產情況的線索。對于線索確實、可信的,應當予以查實,作為認定罪犯執行能力的依據。

        9.原審法院出具的相關說明。要求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將罪犯財產刑執行情況、執行能力、未履行原因等內容填報在結案登記表中。這些內容,可作為受理減刑、假釋案件法院審查執行能力的重要內容。

        另外,罪犯入監時即向其發送敦促履行附加財產刑(包含附帶民事賠償)通知書,并明確告知其履行財產刑的情況將在對其減刑、假釋案件中作為認定其是否認罪服法重要依據。

        減刑、假釋案件應注重寬嚴相濟,個案處理,實行裁前公示原則。由于罪犯個體差別很大,未能履行刑事判決財產內容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罪犯將貪污、詐騙、走私等大額經濟犯罪非法獲利隱藏而不愿退繳,或者將家庭成員在其服刑期間的接濟款項用于個人消費而不愿繳納罰金,所謂“有能力而拒不履行財產判決”;有的罪犯雖然在案發前將贓款揮霍一空,但服刑期間動員家屬幫助退贓、賠償、繳納罰金,有的服刑期間沒有親友資助就用自己的工酬積累用來繳納全部或部分刑事判決財產內容;而有的因窮困潦倒而實施盜竊搶劫,服刑期間確無能力履行刑事判決財產內容,家屬對其不管,其也無力籌款,確無履行能力。[7]如果簡單采取“一刀切”的辦法,在減刑假釋案件中予以同等裁量,對于積極履行的人起不到肯定和鼓勵作用;而如果對未履行的罪犯一味不予減刑、假釋,那些確無能力履行的罪犯則可能因其改造表現得不到肯定而產生抗拒改造心理。為了在督促履行刑事判決財產內容的同時又體現人性化,對不同情況罪犯予以區別對待。比如,對判處附加財產刑和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確有困難不能履行的,不應一概認為無悔罪表現;服刑人員因家庭經濟狀況無法一次性履行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和財產刑的,可先履行50%,確無履行能力的,經查證屬實,可綜合服刑人員的悔改表現和履行情況予以減刑,減刑幅度比正常幅度少減1-5個月。這樣既充分提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又對積極履行刑事判決財內容的罪犯起到肯定和鼓勵作用,對不積極履行刑事判決財產內容的罪犯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同時,對減刑案件實行裁前公示制,不僅保障了在押犯人的監督、投訴權利,有利于監獄對罪犯的改造和管理,而且還在一定程序上遏制了個別審判人員和監管人員可能出現的暗箱操作。

        四、關于政策的把握與適用

        最高法院就財產刑罪犯的減刑、假釋問題提出了三點政策,其一是對于財產刑執行情況好的罪犯,在減刑、假釋時,可以適度從寬;其二是對于明顯有執行能力而沒有履行的,應當從嚴;其三是對于確有證據證明有執行能力拒不執行的,不予減刑、假釋。[8]可以看出,這里的從寬、從嚴和不予減刑、假釋,關鍵都在于對財產刑執行情況和執行能力的考察和認定。尤其是后兩種情況,認定的結果直接導致降低減刑幅度或不予減刑、假釋,對服刑人員的影響很大。

        五、關于考察部門和操作程序問題

        執行能力考察是一項全新的工作,明確了為何做、做什么之后,還要解決誰來做、怎么做的問題,也就是具體考察工作誰來承擔,監獄與法院如何分工、配合。

        就目前情況而言,罪犯的執行能力由監獄負責考察,法院負責審查認定比較合適。主要原因有四:其一,監獄是刑罰執行機關,是考察罪犯刑罰執行情況的具體部門,也是減刑、假釋的提請機關,由其負責考察,符合其在罪犯執行刑罰中所擔負的職責;其二,由監獄負責考察并出具考察意見,由法院來審查認定,也符合減刑、假釋案件的運行規律和特點;其三,從考察的具體事項看,監獄負責考察更為便利,法院負責考察則有些工作很難開展;其四,就監獄內監管考核的警力配備數量與法院具體承辦業務的審判庭法官配備數量比較而言,相差懸殊,法院在現階段不具備承擔對大量服刑犯人執行能力進行考察這一工作的可能性。

        執行能力考察工作任務繁重,涉及的部門多,是一項比較復雜的系統工程,單靠監獄一個部門是難以完成的,需要多個部門聯動、配合,才能保證考察結果的客觀性、裁判結果的公正性。在相關聯動機制沒有建立起來以前,解決從判決生效到罪犯入監再到執行錢款收取這一流程中具體工作的操作問題尤為重要。[9]

        結合刑罰執行過程和監管改造工作實際,當前,監獄和法院在執行財產刑方面,應做好三項具體工作:一是判決生效后,投監改造前原審法院應完成的工作。原審法院在判決生效后,罪犯投監改造以前,應當向羈押罪犯的公安機關出具包含罪犯財產刑執行情況的《結案登記表》,對罪犯執行財產刑情況作出登記說明。對于財產刑未執行或未全部執行的,應當對未執行完畢的原因作出說明。公安機關在交付執行時,將包含財產刑執行情況的《結案登記表》一并送交監獄。這樣能使監獄在罪犯一入監時即掌握其原判財產刑執行的大體情況以及未執行的原因,為下步工作做好鋪墊;二是罪犯入監改造以后監獄應開展的工作。罪犯入監改造后,監獄應當對未執行完畢財產刑的罪犯單獨建檔管理,定期考察罪犯的經濟狀況,結合其獄內消費情況和其他應予考察的內容,在提請減刑、假釋時,提出對罪犯財產刑執行能力的考察意見,并附相關證明材料,由受案法院審查、認定[10];三是執行錢款的收取。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財產刑應由原審法院負責執行,但考慮罪犯投監改造后,絕大多數屬異地服刑的實際,應該允許受理減刑、假釋案件的法院負責執行。即為罪犯執行財產刑提供兩條途徑,一是由其親友將錢款交到原審法院,由原審法院出具收繳證明帶回附卷;二是由監獄代收,代收后轉交管轄減刑、假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轄法院應當向犯人出具收繳憑證。管轄法院代收的罰金直接上繳國庫,代收的附帶民事賠償款項轉交原審人民法院,由其賠償給被害人。

        (作者簡介:萬平,新疆高級法院伊犁州分院審監庭;馬德慧,伊犁師范學院法政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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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激勵罪犯、維護監管秩序、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最高人民法院有關負責人就減刑假釋司法解釋答記者問”,

        載《人民法院報》2012年2月23日。

        [2] 田永德:“云南省玉溪中院將財產刑作為減刑條件”,載《法制日報》,轉載于新聞中心空中網,最后訪問時間:2012年9月25日。

        [3] 姜興長:“在全國法院減刑假釋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載《刑事審判參考》總第40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 賀要生:“建立減刑假釋與執行聯動機制、破解刑事案件財產刑執行難”,載《湖南日報》2010年11月22日。

        [5] 儲慧文:“淺議財產刑的執行——如何緩解財產刑‘空判’現象”,載《法律適用》2010年第10期。

        [6] 儲慧文:“淺議財產刑的執行——如何緩解財產刑‘空判’現象”,載《法律適用》2010年第10期。

        [7] 王春福:“我國財產刑執行的完善”,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轉引自儲慧文:“淺議財產刑的執行——如何緩解財產刑‘空判’現象”,載《法律適用》2010年第10期。

        [8] 人民法院出版社法規編輯中心編:《最新刑事訴訟辦案指南(附新舊法條對照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602頁。

        [9] 賀要生:“建立減刑假釋與執行聯動機制、破解刑事案件財產刑執行難”,載《湖南日報》2010年11月22日。

        [10] 張新民:“減刑和假釋的提請及裁定之微探”,載《法律適用》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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